今時不同往日。

這就是美國最大年度貨運承運人大會——TPM 會議上傳遞的信息。今年，該會議在加利福尼亞州長灘舉行，恰逢美國史無前例的關稅激增。

一方面，集裝箱貨運承運人此前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已經經歷過關稅影響。另一方面，“特朗普 2.0” 版本的關稅在規模和性質上都有所不同。

對于班輪運輸行業的樂觀觀點是，2018-2019 年間關稅并未導致運費大幅下降——貨物只是重新流向了不同的全球航線——歷史可能會重演。

然而，這次美國集裝箱貨運承運人受到的影響并不相同。如今的不確定性更大，關稅成本更高，這意味著班輪需求的影響可能不會像上次那么溫和。

更大規模，更快速度

貿易咨詢公司 Trade Force Multiplier 的首席執行官辛迪·艾倫（Cindy Allen）在會議上表示，在特朗普 1.0 期間，兩年內影響貿易的監管措施增加了 350%，相當于此前 15 年 的總量。“現在快進到特朗普 2.0，我們在短短 六周 內就看到了 350% 的增長。”

凱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副總裁斯科特·林西科姆（Scott Lincicome）指出：“相比于當前的情況，最初的關稅制度簡直是小兒科。”

“上一次，美國花了 18 個月到 2 年 時間，對約 3,000 億美元 的進口商品征收關稅。而這次，我們在幾周內就對 近 1.5 萬億美元 的進口商品實施了關稅。”

特朗普 2.0 版本的關稅實施過程也完全不同，這意味著貨運承運人幾乎毫無準備時間。“貨輪在海上航行時，突然間就要支付關稅了，”林西科姆說。

艾倫表示，特朗普 1.0 期間的政策制定過程類似于一家企業的正常決策流程：首席執行官設定目標，領域專家提供可行性建議，調整目標后制定合理的時間表。

“這就是為什么上次花了 18 個月，”她說。“當時有完整的流程和程序。”

但特朗普 2.0 期間情況完全不同。

艾倫指出：“決策過程完全無視了所有領域專家。任何不遵循總統指示的人，都不會繼續留在政府里。總統直接指定了目標，他基本不關心實施方式，也沒有任何反對聲音。決策結構前所未有。”

“這種方式加快了政策制定，并且這些政策在幾天內就會生效，”艾倫補充道。其后果是，“沒有現實可行的執行規劃，因為政府機構負責人已不再是決策者，他們只是政策的執行者。”

此前，私營部門的利益相關者可以通過國會議員或政府機構與政策制定者溝通意見，但現在這些渠道已經被切斷。“我們過去通過國會代表和各政府機構建立的溝通路徑，現在根本無法影響政策方向，”她說。

“所以，我們不僅面臨大量新政策的出臺，同時也前所未有地失去了表達關切和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

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激增

新的關稅政策給美國進出口商帶來了極端的不確定性，這可能會對貨運流量和海運需求產生不同于特朗普 1.0 期間的影響。

“商業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極為關鍵，而在過去幾個月里，它已經變得瘋狂，”林西科姆表示。他引用了兩個指數——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和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這兩個指數都飆升至歷史高點。

“只有在新冠疫情期間，這些指數才曾接近當前水平，而這兩個指數的歷史可以追溯幾十年。”

“這為什么重要？研究表明，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與企業投資、招聘和制造業產出之間存在直接聯系。當不確定性飆升時，企業往往會選擇觀望，暫停決策。而白宮似乎忽略了這一點。”

“此外，我也不確定白宮是否意識到，企業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正在浪費大量資源。他們投入巨資制定可能永遠不會實施的應急計劃，同時花費巨額資金進行游說。而這些資金本可以用于企業的正常運營。”

互惠關稅計劃加劇不確定性

迄今為止，美國對中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關稅只是個開始。特朗普 2.0 關稅政策的核心——“互惠關稅” 戰略，將于下個月啟動。

林西科姆解釋道：“互惠關稅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美國的關稅水平將調整至與各出口國對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相匹配的水平。聽起來很簡單、公平且有吸引力。但作為一名前關稅法從業者，我可以告訴你，這將是一場噩夢。”

“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官員似乎沒有真正理解，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美國需要針對多達 200 個國家的數千個關稅類別進行調整。

“當前，美國的關稅體系涉及數千個稅目，而這個新政策可能會使關稅類別激增至 75 萬到 300 萬個，僅僅更新和監管這些關稅就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合規執行也會成為巨大問題。”

“在量化和定義補償性關稅方面，我曾經參與過對補貼的反補貼調查，而僅針對一個國家的一種產品，這類案件就需要 數年 才能完成。而現在，政府不僅要針對補貼，還要針對所有非關稅壁壘進行調整。”

“企業將會采取觀望態度，直到這些關稅真正生效。屆時，我們將看到全球供應鏈的重新調整，復雜性加劇，并且將出現大量的‘關稅規避工程’（Tariff Engineering）、原產地規則爭議等問題。這些或許對律師來說是個好消息，但對美國企業和經濟而言，絕非好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