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似簡單的合同糾紛，卻招致仲裁機構、多家法院截然不同的裁決，也引來18位法律專家、學者的集體質疑，8年來，姚志軍不間斷上訴，想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他能討得回來嗎？

江蘇人姚志軍不認識同為江蘇人的顧雛軍，但他和兩鬢斑白的顧雛軍一樣“執拗”了近10年，緣起同樣是所謂的 “冤案”。

“好多朋友都勸我少抽煙，但是只要我一想到這個事，抽煙就一點都停不下來。”說這話時，堯盛鋼結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堯盛”）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姚志軍已經一口氣抽了五六根煙了，而他與無冕財經研究員的對話才開始不到半個小時，“（這件事讓）我夫人和家里都感覺壓力非常大，感覺非常委屈。”

他口中的“這件事”是堯盛與南通九舜航務工程有限公司（簡稱“九舜”）的合同糾紛。1月23日，在寒冷的南通鄉村工廠內，已屆知天命之年的姚志軍，向無冕財經講述了這起已經拖了8年的舊案。

對于這起糾紛，南京仲裁委、南通中院和主管海事案件的武漢法院、湖北高院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同一案件，地方仲裁機構和當地法院為何與主管法院做出完全不同的裁決？面對姚志軍的多次申訴 ，地方法院為何一直不予理睬？

這8年間，堯盛業績步步下滑，工人從600多人減少到200多人，朋友眼中十分實誠的姚志軍成了當地人口中的“老賴”，其他生意也受到影響，這一切，到底是誰的責任？

船廠凋敝

2018年1月下旬，隨著寒潮南襲，江蘇南通這個沿江沿海城市氣溫驟降，蕭瑟的景致無一不訴說著寒冬的到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造船業和紡織業的興盛，曾讓江蘇中北部的南通這個“中國近代第一城”風光無限，通州區平東鎮工業園區曾是南通造船業興旺的一個縮影，海通等大中小型船廠遍布。“2006年到2008年，是南通造船業最為紅火的時候，2009年造船價格是最高的。”從事鋼結構加工的當地民營企業家姚志軍告訴無冕財經，“很多做其他行業賺了錢的都進入造船業，2008、2009年那會兒瘋狂建廠，廠房還沒有建完就開始接單，結果接了單就開始倒閉。”

如今，當地很多工業園區人煙渺渺，“你們沒趕上好時候，以前這里可熱鬧了。”一位當地人透露。占地廣袤的工業園區，講述著那一片曾經的繁榮；渺無人跡、坑坑洼洼的道路，似乎又訴說著“好時候”一去不復返。

沿著顛簸的道路前行到平東鎮工業園區沿港路9號，一座空曠的的工廠園區正在向外招租，無冕財經研究員實地走訪發現，該園區辦公樓、廠房、廚房、員工食堂、廁所等配套設施一應俱全。“（這個工廠）面積應該有30多畝吧。”負責看守工廠的門衛大爺告訴無冕財經，“至今，水電都沒有斷，煤氣只是暫時停了。”

 ▲通州區平東鎮工業園區一片蕭瑟。

但被問到廠里的設備為何廢棄時，門衛表示“這些東西房主都不要了”。而門衛房外張貼著的，除了招租電話，還有南通法院查封拍賣通知。

據姚志軍的律師介紹，該園區正是堯盛的舊址，已經被法院查封了近五年。園區內的物品仍然擺放得十分整齊，廠房也保養得很好，絲毫看不出閑置已久。2017年8月24日和25日，該園區被當地法院拍賣，成交價僅約1500萬元。“為什么執行得那么急，因為這一塊馬上要拆遷。”工廠原主人姚志軍告訴無冕財經，“（這些工廠和設備）一旦算上拆遷賠償至少價值三千多萬，但只拍賣了一千五百多萬。”

“當時法院裁決是保存300萬現金或等額財產，但法院把我的房產和土地全部凍結了，當時（這些資產）評估價值是800萬元。”2011年，堯盛因之前與九舜的造船生意，陷入合同糾紛，姚志軍名下眾多財產被凍結。

迄今，這起舊案仍未了結，七八年時間過去，這起糾紛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仍在繼續。

八年舊案

工程師出身的姚志軍，起家之初帶著一個二三十個人組成的工程隊，在外面接項目做鋼結構的制造和安裝。2002年到2004年間，他的工程隊參與了著名的東海大橋的建設。彼時南通市通州區平東鎮政府招商引資，追到上海和姚談回到南通建廠一事，而隨著工程隊生意越做越大，姚回到南通建廠，“規模做大了、需要場地，于是2003年回南通成立了堯盛鋼結構有限公司。”

2005年，堯盛有不到200名員工，年營收超過2000萬元。那時，南通市造船業逐漸興起，堯盛開始造船，不過只是做些分段加工。2007年，姚志軍的一個好友向他介紹新客戶南通九舜航務。商貿公司九舜從事船舶進出口貿易，從船東（國外買家）處接單，向國內造船廠下單，“當時（雙方合作時）九舜只有五六個人，他們的客戶來考察的時候都是來我的工廠，客戶都是我來接待的。”姚志軍透露。

2007年4月和8月，雙方簽訂了兩份造船合同（即《合同一》、《合同二》），九舜向堯盛訂做了兩艘總長106.58米、83.38米的駁船和六艘110米內河機動船，合同規定若堯盛延期交船，需承擔每天1250美元的罰金（約合人民幣1萬元）。

 ▲九舜與堯盛簽訂的兩份造船合同。 

由于種種原因，堯盛逾期向九舜交付均為110米的油船和集裝箱船各兩艘。

2008年2月28日、2009年12月16日，九舜決定與堯盛解除合同部分內容，雙方與南通市永興船務有限公司（簡稱“永興”）簽訂《合同三》、《變更協議》，約定由永興公司完成船舶建造，且只建造一艘106.58米駁船，同時還約定另一艘83.38米駁船已做分段加工費的計算方法和交給永興公司的材料的處理事宜。

 ▲九舜與堯盛簽訂的《合同三》和《變更協議》。

“永興沒活干，找九舜要項目，九舜考慮到堯盛這邊正好在同時造幾條船，就說拿兩條給永興做。”姚志軍回憶當時的情景，“當時堯盛已經準備好所有船只的原材料，九舜找到堯盛說有另一個合作方，把訂單中的一部分給到永興。”

2009年7月18日，九舜與堯盛完成結算交割。但令姚志軍沒想到的是，當年12月3日，九舜向堯盛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書》，要求堯盛返還船舶建造款、支付違約金和利息近3500萬元，并向南京仲裁委提起仲裁。

2010年底，南京仲裁庭審理后作出裁決，并于2011年5月發出了裁決書，要求堯盛向九舜返還船舶建造款11508206.86元、支付該款項利息943433.21元、賠償延期交船違約金283萬元以及承擔仲裁費78817元，共計約1536萬元。

“這是仲裁委員會和法院在幫助它（九舜）擾亂市場”，“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法院應該審的，但是法院也不審。”由于姚志軍認為裁決有失公允，當即向當地法院申請不予執行該裁決決定，但被南通中院駁回。隨后，堯盛向主管海事事務的武漢海事法院提起訴訟，后者做出了有利于堯盛的判決，九舜于是向湖北高院提起上訴。

▲武漢海事法院的判決書節選。

2017年5月，堯盛向江蘇省高院遞交了對該案執行進行復議的申請，案件由該院民三庭負責審查，但迄今未有結論。3個月后，堯盛的工廠被當地法院強行低價拍賣。

8年來，姚志軍一直在向法院申訴，從未間斷。吃一塹長一智，因為這一合同糾紛，他說：“現在做業務都很注意合同（有無漏洞），都會讓律師過目看看合同是否有問題。”

蹊蹺的判決

堅持上訴，是因為姚志軍對判決一直存疑。

關于九舜所說的多付的近1200萬元船舶建造款，姚志軍表示其中有900萬是九舜借給堯盛的借款，并非預先支付的工程款，當時約定的年利率是8%。“借款怎么就變成預付款了呢？”姚志軍搞不明白。九舜公司對提前支付合同款的在付款憑證中均明確“預付款”，而這 900 萬卻明確寫為“借款”。據姚志軍回憶，由于是口頭借款，雙方并未簽訂借款合同。

▲九舜向堯盛支付船舶建設費用清單的一部分，由堯盛方面向無冕財經提供。

“后面四條船九舜違約未付完款項且賴掉了。”同時，姚志軍告訴無冕財經，根據四份合同，九舜不僅沒有多付錢，反而少付了他兩千多萬元，“四條船的材料和切割加工費應該是兩千多萬元。”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中國民法研究會副會長楊立新等18位法律專家、學者通過中國政法大學疑難案件研究中心的研討，出具的法律意見書認為“在合同標的有一致、合同履行時間有重合、付款憑據未明確指向的情況下，仲裁庭認定九舜公司的付款是《合同一》、《合同二》項下船舶建造款，并裁決堯盛公司返還‘多付’船舶建造款顯屬不當。”

▲法律專家作出的對該案的意見書截圖。

至于違約金，結算交割時九舜并未主張。“由于是首置船（沒有樣船），因為實際中會出現不斷更改，工期并不能明確，所以并未嚴格按照書面的日期且未約定逾期責任。”盡管雙方約定了交船期限，但由于造船行業的潛在規則，姚志軍并未想到九舜會追究逾期罰款，“需要更改的地方必須對方不斷確認否則只能暫停，所以并無逾期違約的概念。”

“（事實上）買方和九舜對這兩艘船非常滿意，雖然逾期了，但是買方和九舜各自決定每噸多加800塊錢，實際上不僅沒給九舜帶來損失，反而帶來了額外的收益。”姚志軍告訴無冕財經，彼時結算時九舜并未要求支付違約金。

“結算是對工程量和工程款的決算，” 楊立新等法律學者認為，“如果該決算中已經扣除了工期違約賠償或者決算有這個項目而甲方沒有主張扣除的，那么就不能再次主張。”

無冕財經翻閱堯盛提供的結算清單發現，關于兩艘延期交付的油船，九舜并未向堯盛要求違約賠償；延期交付的兩艘集裝箱船，九舜向堯盛索要了50萬元的違約金，但當時已經結清。

由于上述因素，除了向南京仲裁委進行申辯和向南通中院申訴，堯盛還向武漢海事法院提起了訴訟。由于九舜與堯盛簽訂的《合同一》、《合同二 》約定糾紛處理方式為仲裁，《合同三》和《變更協議》卻并未約定，南京仲裁委和南通法院將四項本為一體的合同割裂開來，對堯盛方面的抗辯置若罔聞。

然而，武漢海事法院和湖北高院則將四份合同視為一個整體，考量案件的判決。姚志軍仍在不斷上訴，但迄今沒有一個法庭給出統一的標準。

8年過去，早已物是人非。2010年前，堯盛已經做到年營收超過8000萬元，計劃在2011年左右破億。“如果沒有這事，2013年或2014年都可以上市了。”姚志軍透露，“突然凍結對資金鏈產生重大影響，業績逐步下降，到2013年左右只能做到四千多萬的業績。堯盛的工人也從600多人快速減少到400多人，到2015年只剩下200多人。”

“從案子判決出來后，業務減少，不得不慢慢裁員，沒事干的工人也不忍心，逐漸走了。”姚志軍回憶，“大多數工人跟了我十幾年，現在都四五十歲了，家里兒孫都有了，都是家里的主心骨，正是花錢的時候，有的還是雙職工（夫妻雙方都在）現在出去也找不到工作，家里經濟來源一下就斷了。”由于工廠被查封拍賣，堯盛的工人無處安頓，姚只能讓他們自謀出路。剛判決時，很多工人不忿，紛紛到南通市的政法委和信訪辦上訪，“信訪辦把執行法院找來調解，但法院沒有改變決定。”

 ▲廠房外廢棄的設備。

此外，由于背負著這一案件，即使身為當地政協委員、黨代表，姚志軍也很難向銀行貸到款。“姚總現在做的很多PPP項目，資金周轉周期很長，沒有銀行貸款，公司的資金鏈很緊張。”姚志軍的一位好友告訴無冕財經。

同時，姚志軍透露：“對方一直在外面宣傳這事，擴大對堯盛的負面影響，諸如‘案子敗訴，企業（堯盛）要關門了’。”而更讓姚志軍無法接受的是，屬于自己的所得沒有拿到，還成了當地人眼里的“老賴”。

姚志軍的朋友幫他算了筆賬：如果裁決出來，堯盛立即執行，及早從此案中脫身，損失的錢都賺回來了。但姚志軍一直堅持討回公道，“關鍵是污蔑了我的人格，毀了我的信譽。”

但姚志軍的前述朋友也表示理解，在與無冕財經研究員的交談中，他甚至將姚志軍比喻為造船界的“顧雛軍”。值得欣慰的是，顧雛軍10年前入刑，也是為“平反”奔走數年，2017年底，最高法明確表態將重審顧雛軍案。而在這背后，是黨中央、國務院下發文件，明確表示要為冤假錯案平反，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

姚志軍的申訴還會繼續，“一般人都不會堅持那么久，但有那么些案件都是有人在堅持最后翻案了。”堯盛一方的律師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