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律師認為，如果船東認為航行過程過于危險，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拒絕行程。

船東與租家之間的分歧已經顯而易見，船東代理律師正在為客戶提供法律意見。

海事法專家表示，以目前紅海區域面臨的風險來看，許多船東可能可以根據BIMCO標準租船合同條款拒絕相關航行要求。

該事件的背景是紅海地區作為關鍵航道，最近發生的襲擊急劇升級。周二晚上，美國和英國海軍部隊擊落了18架胡塞武裝的無人機。

可否拒絕航次仍需根據個案決定，而為了保留受理船東和租家雙方案件的機會，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大多數律師認為，以目前的形勢而言，船東認為航程過于危險而拒絕執行的訴求已具有合理性。

但他們強調，這并不是絕對的，而消息人士表示，船東和租家之間已經發生了分歧。

據《勞氏日報》了解，一些船東已要求資深航運律師為他們有權改變航線而準備法律意見。

長期以來，紅海的部分地區一直被倫敦保險市場聯合戰爭險委員會（JWC）劃為戰爭危險地區，因此要收取額外的保費，上個月，劃定水域擴大了。

在租船合同條款中，標準戰爭險條款，如許多干散貨合同中的Conwartime clauses（戰時條款）或BIMCO通用Gencon航次租約中的Voywar clauses（戰爭風險條款），賦予船東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以決定是否去往有危險的區域。

然而，事情并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跟蹤這一情況的律師表示，船東在拒絕租家之前，需要能夠說明理由。

按照2013年版本的措辭，Conwartime條款對戰爭或更廣泛敵對行為的定義是由“任何個人、組織、恐怖分子或政治團體，或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無論是否被承認）”采取的行動，并“在船長和/或船東的合理判斷下，可能對船舶、貨物、船員或其他船上人員構成或可能帶來危險”。

油船租賃的戰爭險條款，如Shelltime和Shellvoy租賃，更具限制性，除非正式宣布敵對行動，否則可能無法適用。

JWC列出的區域可作為不允許商船航行或限制航行的區域納入租約，并需要通知承保人。

如果港口在法律意義上不安全，即使租船合同中沒有適用的戰爭險條款，船東也有權拒絕履行租約。如果租家要求船東履約，就違反了港口安全的責任。

合同還需要額外進行檢查，看是否有任何定制條款影響船東的法律地位。

根據2017年“Ocean Victory”的判例，相關問題被定義為: 一個理性的船東，基于自身利益進行船舶經營并在了解相關事實的情況下，是否會前往指定的港口。

然而，船東歷來有出不同程度的風險偏好。許多船東在緊張的政治環境下仍然愿意�？磕承└劭冢�由此獲利頗豐，而其他人則更加謹慎。

不過，戰時條款和戰爭風險條款并不會自動觸發。因此，船東和/或船長需要充分證明拒絕航程要求的必要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航運律師證實，他目前正在為客戶就此問題準備意見。

被沿用至今的2013年的定義，是在2008年的一起名為Triton Lark的案件之后引入的。當時，太平洋航運（Pacific Basin）指示一艘supramax散貨船從漢堡經過中東海灣運送一批散裝鉀肥到中國。

考慮到當時的索馬里海盜，船東選擇繞過好望角航行，付出了相當大的額外成本，當時援引的就是1993年的相關法律定義。此后，以“合理判斷”作為適用標準，就變得更容易。

該航運律師表示：“以前，措辭更加復雜，需要分析遭受戰爭風險的概率。現在，你只需要問，情況是否危險？”

“大多數人看到這個情況會說，已經達到（觸發相關條款的）要求了。我想說的是，對于船舶的具體分析非常重要。

這不僅僅是關于航運是否普遍存在危險的問題，而是關乎特定船舶是否存在危險。”

例如，迄今為止的襲擊模式似乎使集裝箱船面臨更高的風險，而胡塞武裝領導人的聲明則特指針對與以色列有關的船舶。

另一方面，租家可能會指出，“繁榮守護者行動”在阻止無人機和導彈方面很成功，這可以被視為降低了紅海區域的風險。

該律師建議：“在做出決策時，應確保對船舶的風險進行了適當的評估。”

國際保賠集團NorthStandard協會的索賠總監Chris Moxon表示，（船東）是否有權拒絕經紅海的行程需要逐案評估。

他補充道：“在應用這一標準時，船舶的所有權和貿易路線，以及特定位置和特定時間的安全風險等方面都可能是相關的。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滿足條件，而在其他情況下可能不會。”

決策通常需要迅速作出，但是想要確認是否滿足Conwartime條款和Voywar條款的標準可能需要時間，并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難以達成。

他表示，評估具體情況需要時間，能否根據租船合同的條款來拒絕某些航行也存在不確定性，如果船東和租家可以通過商業磋商達成友好協議，就航行指令的變更達成一致，那么這些時間花費以及不確定性就都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