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步入期頤之年的李嘉誠，再次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相對十年前，面對《別讓李嘉誠跑了》質疑時的回應“我身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這次他選擇了沉默。

3月18日，長江和記和長江實業宣布將于3月20日在香港發布2024年度業績報告，但令人矚目的是，公司突然取消了所有媒體發布會與分析師會議安排。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這遠非單純的財報策略，而與近期圍繞港口資產出售的爭議密切相關，保持“沉默”的安排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公司在面對此次爭議時的尷尬與被動。

3月4日深夜，長江和記實業一紙公告震動全球航運界：以228億美元的價格，向貝萊德（BlackRock）牽頭的財團和MSC主導的TiL財團出售其全球港口業務核心資產。這筆交易涉及23個國家、43個港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和克里斯托瓦爾港口。

自交易官宣以來，爭議便不斷升級。市場傳聞、投資者焦慮、媒體評論接踵而至，而李嘉誠最新的“沉默”舉措，無疑將交易風波推向了輿論風暴的中央。

多方發聲  怒批“賣國”

3月18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社會的關切值得重視，“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和規則的要求”，并重申特區政府將依法依規處理有關事項。

而一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體發文，間接回應香港商人李嘉誠向美國貝萊德集團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交易，直指有些香港商人誤信“商人無祖國”。

此前，國務院港澳辦官網罕見轉載《莫天真 勿糊涂》《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等措辭凌厲的檄文，指責長和“助紂為虐”“漠視國家利益”。

李嘉誠或許未曾料到，這場看似完美的“低買高賣”會將自己推向風口浪尖。這位97歲的商界傳奇，正經歷著人生最嚴峻的拷問：當國家利益與商業利益碰撞，當大國博弈滲入港口貨柜的縫隙，那個曾經被奉為圭臬的“在商言商”原則，是否已成為不合時宜的過時信條？

巴拿馬港口的戰略密碼

要理解這場交易的敏感性，必須穿透財務報表的迷霧，直抵巴拿馬運河的地緣政治內核。作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海上十字路口”，巴拿馬運河承擔全球6%海運貿易量，每年創造近35億美元凈收入。自1997年李嘉誠旗下和記黃埔獲得運河兩端港口經營權，這座黃金水道便成為中美角力的隱形戰場。

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焦慮在此暴露無遺。今年1月就職后，特朗普高調宣稱“巴拿馬運河屬于美國”，甚至威脅動用武力“收回”；國務卿魯比奧旋即展開巴拿馬施壓之旅。這種背景下，貝萊德財團接盤港口資產的時機選擇耐人尋味，且貝萊德作為美國最大資管公司，其政府背景向來諱莫如深。當美國司法部正調查中國起重機“間諜風險”、財政部試圖打擊中國造船時，這筆交易很難不被視為美國對華“去風險化”戰略的關鍵落子。

這并非孤立事件。過去十年，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投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等，構建起覆蓋全球的港口網絡，而美國則通過經濟制裁、軍事威脅等手段，步步緊逼。李嘉誠的交易，恰好為美國提供了突破口。若交易達成，MSC和貝萊德將掌控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美國在拉美地區的戰略優勢將進一步鞏固，中國則可能失去一個關鍵支點。

更深層次看，這場“港口爭奪戰”是AI時代新基建競爭的前哨戰。正如十年前騰訊與阿里爭奪移動互聯網入口，如今的港口不僅是物流節點，更是數據流和標準的輸出平臺。失去入口，就意味著失去規則制定的主動權。李嘉誠的這一步棋，不僅讓中國在航運領域失分，更可能在未來科技競爭中埋下隱患。

李嘉誠的商業邏輯與政治困局

德路里高級分析師Eleanor Hadland和Eirik Hooper表示，長江和記港口交易的時機“太短”，李嘉誠或許早在特朗普就職前就有意退出港口和碼頭運營業務。兩位分析師認為，選舉前的保護主義言論以及對中資和香港公司態度的轉變，可能是長和決定大幅退出全球港口行業的一個因素。

不過他們預測，根據過去的其他收購案例，交易審批需一年以上，監管阻力將是“攔路虎”，“在一些港口范圍內，市場過度集中的風險似乎很高”。

巴拿馬港口被提及為關注點（因市場集中度高），因為“長江和記在巴拿馬港口擁有90%的股份”，其位于巴爾博亞的設施與MSC子公司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TIL）和新加坡PSA International共同擁有的羅德曼碼頭直接相對。歐盟委員會將特別關注西北歐港口的反競爭影響，因為TIL在鹿特丹碼頭持有股份，MSC在漢堡碼頭持有49.9%的股份，而長江和記在鹿特丹最大的碼頭運營商ECT持有多數股權。西班牙市場也將受到審查，因為TIL是瓦倫西亞的主要運營商，而長江和記控制著巴塞羅那最大的碼頭。

從純商業視角看，這筆交易確實堪稱經典：13.6倍EV/EBITDA的估值溢價，190億美元現金入賬幾乎等同長和市值，堪稱完美退場。

面對鋪天蓋地的“見利忘義”指責，李嘉誠陣營始終以“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擋箭牌。但問題在于，當交易觸及國家戰略安全紅線時，商業理性是否還能獨善其身？

細究長江和記的資產版圖，其“去中國化”軌跡早有征兆。截至2024年，該公司50%收入來自歐洲，香港與內地占比僅12%。這種“外強中干”的布局，與2015年重組時將注冊地遷至開曼群島、十年間螞蟻搬家式拋售480億內地資產的操作一脈相承。

李嘉誠1928年出生于廣東潮州，歷經戰亂與變革，憑借敏銳的商業嗅覺與果敢的決策，從塑料制造業起步，歷經房地產、港口、電信等多個領域的布局，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他的成功曾被視為香港經濟奇跡的重要注腳，許多人視他為“在商言商”的典范。然而，從近十年的資產出售操作來看，李嘉誠逐步剝離香港及內地的核心資產，將資金和戰略重心大規模轉移至海外。

2016年，拋售上海陸家嘴核心地段的世紀匯廣場，回籠200億人民幣；

2019年，拋售大連西崗地塊，回籠40億人民幣；

2020年，拋售成都南城都匯地塊，回籠71億人民幣；

2021、2022年連續拋售上海外灘、靜安區核心商業地產，回籠95億人民幣；

2023年，拋售珠海新城地塊，回籠約30億港元；

2024年，出售在北京的最后一個樓盤“御翠園”，隨后連續五次減持郵政銀行股票，套現8.2億港元；

2025年，出售“上海和黃藥業”45%的股份，回籠42億人民幣。

這一轉變引發了廣泛爭議：一方面，他通過不斷變現資產，迅速回籠資金并實現財富保值；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這種行為削弱了香港乃至國家在重要戰略資產上的控制力，甚至有“賣國”之嫌。

李嘉誠顯然低估了時代變遷的速度。相比2015年“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輿論風波，此次官方反應呈現出三個顯著升級：其一，港澳辦直接下場定調，將交易性質從“資本流動”上升至“國家大義”；其二，官媒放棄過往的含蓄表達，采用“跪低”“助紂為虐”等激烈措辭；其三，媒體將商業交易與國安法并置討論。這種轉變背后，是中美博弈進入“深水區”后，戰略資產管控已成為不可逾越的紅線。

在海運圈聚焦看來，這場風波最深刻的啟示，在于撕破了“商業歸商業，政治歸政治”的虛幻面紗。當梁振英質問“商人有沒有祖國”，當《大公報》疾呼“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實質是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重新定義商業倫理的坐標體系。

歷史從不缺乏警示：20世紀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壟斷全球市場時，依托的是美國外交官的治外法權。而今美國動用長臂管轄制裁TikTok、圍堵華為5G，再次印證商業與政治從來血脈相連。李嘉誠試圖以“在商言商”超然于大國博弈之外，恰似在驚濤駭浪中駕駛無錨之船——看似自由，實則危機四伏。

站在十字路口的李嘉誠，其實已無太多選擇空間。參照2021年某互聯網巨頭攜帶數據赴美IPO被緊急叫停的案例，此次交易很可能面臨兩種結局：或是迫于壓力終止協議，另求與中資企業完成交易；或是頂著罵名強行交割，身后留下一片罵名。

只是無論哪種選擇，那個曾經游刃于東西方之間的“李超人”神話，似乎都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